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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特产_孙竞昊:“康先生”(Mr. Commodity)在江南

日期:2019-09-19 浏览:

一、引言:“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的“康先生”

1、“五四”新文化的灵魂

本年是“五四”百年祭,海表里都在搞一些学术及非学术的纪念活动。大家纪念1919年春夏之交的抗议活动,以及与之相连的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抗议运动产生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并且造成为了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分好比:一部人连续文化启蒙,或埋首故纸堆;另一部门人投入政治风暴里,选择了守旧主义方式。

新文化运动倡导黑话文,建议文学革命,要把以前为少数人操纵的教育与文化权利遍及到实现现代化的大众社会。新文化的理念也便是作为运动发起者的陈独秀先生宣称的民主与科学。他和新文化的主将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欠缺的,所以要从域外请来进步的洋老师: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赛先生(Mr. Science)。作为“五四”新青年们的导师,陈独秀号召青年大胆地全盘否定传统,以舶来的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跻身现代民族之林的新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担保。

2、“五四”精神何以夭折?

“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依旧充斥着内忧外患、治乱、分合幻化、刀光剑影。“五四”精神何以夭折?李泽厚先生称“救亡”压倒了“启蒙”:“民主”之路坎坷、颠沛,“科学”之梦流离、破碎。 “五四”一个甲子之后,在“文革”梦魇消散后的“新启蒙”的八十年代,中国常识分子痛定思痛,从头揭起前辈们的“民主”、“科学”旗帜,嗣续“五四”香火。一些学者也进一步思索“五四”精神夭亡的原因。业师谢天佑传授(1932-1988)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有的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动身,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商品、市场在社会变动中的缺场或扭曲,建议“康先生”(Mr. Commodity)应与“德先生”、“赛先生”同行,使商品先生作为民主先生、科学先生伫立的基石。他援引了《成本论》里的名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试问,在一个没有这种条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里,何言民主和科学?!可惜的是,谢先生刚刚看到了科学、民主的初春;“市场经济”这个此刻司空见惯的术语在他逝世几年后才“合法化”。


承德特产_孙竞昊:“康先生”(Mr. Commodity)在江南

谢天佑

3、中国脉土里的“康先生”和作为显学的江南史研究

不同于“德先生”、“赛先生”,“康先生”其实不单在近代西方存在,在中国不陌生,并且在一些历史时期、一些区域,商品、市场非常沉闷,尤其是在六朝以来的江南。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江南向来是考试理论、假说、范式的最重要的历史场所。江南受到继续青睐的原因在于其自己存在研究价值。六朝以来江南经济与文化的生长在传统中国独占鳌头,并且开埠以来以上海为新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近代中国新兴工商业、“蓝色文明”领头羊。同时,长时间纠缠学者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康先生”沉闷的江南为何没有走上“采用普遍商品形式的”成本主义出产方式?可能,为什么近代文明没有自行发生在中国?我们或可从“江南经验”里发掘和思考传统中华文明生长及演化的张力及其限制。

我自身在1980年代,从本科时期开始,在谢天佑先生的启发下,试图用政治经济学举措解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我们曾经开始共同努力,创作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即当时对由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称法)政治经济学”(对应于卡尔·马克思的成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巨制《成本论》)。谢先生在我读研究生阶段中年猝逝后,我改在王家范先生的指导下,将视野集中于古代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明清江南地区,预设性地探讨中国“成本主义”产生的也许性问题

迄今,江南史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为显学。但从学理上看,大家都同意,在质上已经进入一个难于突破的阶段,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议论纷纭。这里基于我既往的研究,以商品先生为主线,在宏观的视野里追索江南区域经济生长的轨迹、影响,并进而检视与江南史研究相关的“大问题”、“大关怀”、“大观念”,检讨它们的起伏、利弊、更替,期以对探究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一些素材、依据。

二、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

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自然条件和历史前提应是考虑的首要因素。江南独有的地利、天时,是该地区经济(包含商品经济)生长至为重要的自然前提和客观制约。

1、地理界定与政区范围